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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全额奖学金留学欧美的打工子弟

作者:谷雨实验室 发布时间:

拿全额奖学金留学欧美的打工子弟

作者:谷雨实验室 发布时间:

摘要:2010年起国际学校UWC在中国开放招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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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撰文丨祁十一,编辑丨秦旭东,来源丨“谷雨实验室”(ID:guyulab)。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这是一群随父母流动的打工子弟,在置身的大城市求学时面临各种限制。他们一度担心出路,最终却拿到全额奖学金,到海外留学,有人一家三姐弟均如此,有人则进入哈佛。他们在英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波黑、亚美尼亚等地,用自己的双眼去看更广阔的世界。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怎样,但和父辈相比,他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。

26岁的安徽女孩星月,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了八年,高中两年,大学四年,工作两年。

从一个生于乡村、无法在上海考学的流动儿童,到今天享有的海外工作和生活,她想想都觉得“有些不可思议”。她的弟弟恩四、妹妹星睛,也跟姐姐一样,都拿到全额奖学金,如今在美国念大学。

过去几年,像他们三姐弟一样,在上海东北角一带成长起来的外地打工子弟,有10个人拿奖学金出国留学。

在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卷入学区房、补习班之类的比拼之中,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承受教育之重时,这些一度担心出路的孩子,人生变得如此不同。

1

温哥华这座城市的气质,星月非常喜爱:繁华与宁静并存,白天去喧嚣与热闹的市中心上班,晚上下班后回到平静安宁的住宅区。

八年前的夏天,汽车在温哥华海边的田园小道上行驶,穿越一片森林,最后停在一处靠海的房子前面。一位老爷爷倚在门前,面露微笑,等待三位学生的到来。星月和两位同学,下飞机后便被送到老人家里寄宿三天。

路边几只小鹿,见人到来也不受惊吓,兀自安祥地啃噬着草地。夜已深,抬头可见漫天的繁星,连银河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些情景,至今还记得“很清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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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哥华夜景

毕竟,半年前民办职业高中学生星月,还茫然不知未来。因为没有户口,她不能在居住的城市参加中考、高考,前途一片渺茫。她常常回家晃荡,不去上学,她甚至缠着妈妈要钱,想去做生意,像好友一样去摆摊卖水果。

实际上,星月初中成绩很好,经常考第一,每学期能拿2800元的奖学金。她的梦想是考上好大学,但初二时,她知道自己不能在上海吴凇参加中考,梦想仿佛一下子被击碎了。

妈妈的头发也是那时候开始白的。“家里三个小孩,老家回不去了,上海又不能考试,可怎么办呀?”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,成天往区教育局跑,哭诉,求告。

她曾把女儿星月送回安徽老家读过一年书,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那一年,这个五年级小学生成了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。在听不懂的方言环境里,她学习成绩直线下降,还变成了大人眼中的“坏孩子”,带着班里同学逃课玩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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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农村

妈妈不得不把女儿接回上海,也意识到:孩子一定要带在身边,陪伴他们成长,错过了那些年,孩子长歪了,就再也无法挽回了。她再没想过把三个儿女送回老家。

可到底又能怎么办呢?

妹妹星晴记得,当时学校里那些打工子弟,人人都有危机感,想着初中毕业后的出路。星晴在网上搜索发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招收特长生,只要才艺出众,可以不受户籍限制,她觉得自己“文艺才能突出”,想去试一试。

但是,整个家庭很快便泄了气。当时爸爸的物流生意出了事,妈妈给外国人家当保姆带小孩,他们付不起一年十几万的学费。

2

这时候,妈妈想起了张轶超,找他商量三个孩子的未来。

多年来,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张老师帮忙解决了很多小孩的上学问题。他为了帮助打工子弟而成立的志愿者服务社,也成了上海国权北路一带打工子弟们的另一个家。

2001年,复旦哲学系研究生张轶超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学校,被那里的环境“惊呆了”。离复旦校园不到五公里,在一片到处是简易房的棚户区里,一群浑身灰扑扑的小孩,挤在几间简陋的房子里上课。老师大多没有专业背景,有的甚至只是中学毕业。

张轶超组织志愿者去给这些孩子上课。五年后,他把短暂零散的支教,变成了有固定场所和内容的公益教育机构,为那些打工子弟提供课外的音乐、艺术、英语等课程。

星月便是最早进入服务社的学生之一。这里给了她充满明亮和快乐的童年记忆:踏青、抓蝴蝶、制标本、钓鱼虾、弹吉他、唱歌,小年夜在国权北路的棚户区里放烟花,夏日的夜晚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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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儿童在活动中学习相处与合作

带着这些孩子快乐成长的同时,张轶超也暗自为孩子们的出路犯愁。直到2010年冬天,一个朋友知道他在做教育公益,告诉他国际学校UWC准备在中国开放招生。

UWC,中文名“世界联合学院”,1962年由德国教育家库尔特·哈恩创立,意在将不同国度、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,互相学习,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,为各自的社区和世界带来改变。它的14所学院,分布在世界各地,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的捐助。它提供两年的高中(大学预科)教育,之后可以申请海外大学。

中国在1973年送出第一批UWC学生,一直由政府选派,毕业生中后来不乏副部级干部。2010年,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,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学生。

张轶超立刻组织几个符合UWC招生年龄的孩子,集训英语,填写申请书。星月最初对此并没有抱什么希望,“全国范围内只招25个,得有多渺茫啊?”快到报名截止日了,她连申请书都没填,张轶超逼着她填完寄了出去。这最终换来了一个面试机会。

春节时,在复旦大学学习人类学的挪威人吴郎,来帮星月练习英语口语,准备全英文的面试。在她家租住的地方,吴郎住了十几天。他们一起去附近的河沟里钓鱼钓虾,在家里弹吉他唱歌。

妈妈被气得不行——不是说练英语吗,这丫头怎么一点儿也不用功?她说了好多气话:“你要能考上啊,我就给全上海每条狗都缝件衣服,头朝下走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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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吴淞

3

来北京面试参与竞争的,都是和星月差不多大的中学生,他们大多来自国内大城市的重点中学,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但星月的策略是,相比口语流利程度,重要的,是把自己怎么想的说清楚。

“如果你是政府官员,你要做什么?”面试官赵宾问她。

“我要改变户口政策。”她说。他们就中国的户籍制度讨论了一番。

“去了国外你想做什么?”

“想做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,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。”

“怎么改?”

“我要拍纪录片,让大家去看,在看的过程中改变人们的想法。”

赵宾是UWC校友,时任爱生雅集团亚太区法务总监,也是UWC中国理事会学生选拔统筹人。他面试过很多人,很多人都很懂得面试技巧,答案早就设计好了。但星月的回答,他能感觉到是发自内心,“她的眼睛是会发光的,一看就知道是会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、很有能量的人。”

命运的转折就此出现。

妈妈是在4月1日接到电话得知结果的。

女儿告诉她,“我被录取了,你猜我考到哪里去了?加拿大,最好的UWC,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。”

“我简直不相信,一看手机,愚人节,这死丫头,愚弄我!电话一挂,我把手机装包里不理她了。”8年后,她还把当时的场景记得一清二楚。

过了一会儿,张老师打来电话,告诉她星月被录了,最高分数录取。“我高兴得失控了,在公交车上哭了。”她回忆说。

星月的成功为服务社后来的学生打开了一扇门。她身后,每年均会有六七个孩子申请UWC,被录取一两个,其中包括了她的弟弟恩四和妹妹星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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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四在美国读大学时参加了海上学府项目

4

从老爷爷家去UWC加拿大分校参加开学典礼时,星月再次被惊呆了。这是一所童话般的学校,一边是森林,另一边是大海。校园连大门都没有,几座木头房子零星地散落在树木和草丛间,小鹿在地上吃草,小浣熊在树枝上睡觉。在这里,她要度过两年高中生涯。

UWC并不是故事的终点,而是另一种喜忧参半人生的开始。

星月三姐弟和其他打工子弟,能有机会去UWC读书,都跟张轶超的服务社有关。但几乎所有这些学生,在UWC第一学期都想过退学。

第一个月,人们用英语聊天、上课、做作业,星月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应付全英文环境,上课像是在听天书,很难熬。压力一度大到无法承受,但她一个电话也没打回家,“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艰难与脆弱”。

恩四和星晴也经历了最初的文化冲击和语言隔膜,以及课业的艰难。他们各自的学校里,每学期末都会有人承受不住压力而退学。

17岁的周怡辰2018年刚进入UWC。她在UWC常熟分校念了一年预备班后,即将去亚美尼亚分校。过去一年,即便是在中国的分校念书,她也感觉遭遇了“毁灭性打击”。初中时,她英语成绩很好,但到了这里就不行了,用英语写剧本、演话剧、做报告,她压力巨大,一度很消极。

不过,这些出身流动家庭的孩子身上有种韧性,就像开在山野的蔷薇,无人照看也会猛烈生长。

最艰难的时候,星月常坐在学校海边的堤岸上,看着海岸上的一棵树,觉得自己就像在爬树一样——不管怎么艰难挣扎,总想着有一天能够爬到树顶,看上面的风景。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,“人要直面自己的弱点才能变得更强大”。

后来,她鼓起勇气参加各种校园活动,不管行不行,都先报名。在例行会议上发言,在音乐节上表演节目,和同学彻夜聊世界、聊梦想。她还接受物理老师的徒步挑战,为了练习跳海被淹个半死,跟校长理论为什么要取消她最爱的人类学课程,和日本同学讨论中日战争,争到面红耳赤最后以微笑和拥抱结束。

两年后从UWC毕业时,她哭得像个泪人。学校的老师同学就像家人一样亲切,她也在一次次自我否定、肯定之间,不断走出舒适区,变得更坚强。她拿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全奖,念人类学和经济学。

周怡辰眼下熬过了第一年,有些“心累”。她的同学多是家境优越、以考国外名牌大学为目标的典型国际学校学生,每个人都有一项“很优秀”的特长,辩论、演讲、组织策划、文学创作等等。她有时会遭到挑衅,被质疑英语水平和能力。在极大的差距下,她仍然拼尽全力拿到了合格的分数,让所有人都惊叹她的进步。

5

选择去UWC亚美尼亚分校读完两年正式课程,她对未来仍有忐忑,不知道前方是什么,也不知道毕业后能否申请到心仪的大学。但她身上始终散发出掩不住的活力,“保持挑战自我的初心,去探究更大的世界吧。”她说。

在金融机构工作一年后,星月决定跳槽去教育行业,并会在2019年9月进入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念教育学研究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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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海滩

2017年暑假,面临就业选择时,UWC中国常熟分校共同创办人、哈佛上海中心执行董事王颐对她说:“你的背景就是教育,所以你做教育是理所当然。”

星月后来常常想起UWC面试时自己说的那些话,反复问自己的初心。因为政策限制,很多人没法在居住的城市继续学业,UWC这样的窗口,毕竟只是极少数幸运者的偶然机会。她未来能不能像张轶超一样,帮助到更多人呢?

2019年春天,同样是打工子弟、从北京蒲公英中学进入UWC的段孟宇,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,她所选的研究方向也是教育政策。

张轶超也是在和这些孩子的接触中,发现了自己的热爱,从而在这条路上走了快20年。

起初,有朋友对张轶超说,你做这事吧,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,他们还是会像他们父母一样成为普通的打工者,但好处是他们成为坏人的概率变小了。

“现在看,这些孩子都不坏嘛,普普通通的劳动者,留点善意在他们心中也是挺好的事。”张轶超说,“不上UWC又怎样呢?毕竟绝大多数孩子是上不了UWC的。”

他帮助过的大部分学生,成了这个社会的普通劳动者。有的做平面设计,有的在游戏公司画图,或者再普通一点,在爸妈的水果摊上卖水果,在超市做收银员,等等。去了UWC的学生,如今有两个大学毕业,留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,其余的都还在念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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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张轶超讲解物品流通和变迁课程,孩子们了解人类文明史

他们在英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波黑、亚美尼亚等地,用自己的双眼去看更广阔的世界。和父辈相比,他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。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怎样,或许还是做着白领工作的普通人。

但,那又怎样?张轶超看到另一位从事公益教育、帮助打工子弟的同仁欧阳艳琴最近写的文章,说希望这些孩子今后能“做珍贵的普通人”。

他很赞同,补充说教育还有一点很重要:必须得给人力量。“我可以做珍贵的普通人,但当选择来临的时候,我必须有力量去捍卫珍视的东西。不然,做普通人又有什么意义呢?”

* 本文星月、星晴、恩四、周怡辰为化名。

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谷雨实验室”,作者祁十一,编辑秦旭东。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芥末堆立场,转载请联系原作者。

1、本文是 芥末堆网转载文章,原文: 谷雨实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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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谷雨实验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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